人工智能深入政府治理,特别是在立法和监管领域,一直充满了争议与想象。最近,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举动,将这一讨论推向了风口浪尖。根据报道,特朗普政府计划在交通部(DOT)等机构采纳AI,包括Google Gemini,来辅助甚至直接撰写联邦法规。这一大胆的尝试,旨在通过效率的提升来“精简”政府运作,但同时也引发了关于AI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角色和风险的深刻质疑。这不仅仅是一项技术革新,更是一场关于治理模式、公共安全与责任归属的深刻辩论。
推动AI融入政府的幕后推手之一,是马斯克的“政府效率部”(DOGE)。其内部演示文稿曾大胆提出,利用AI消除一半的联邦法规,并自动化起草监管文件,以实现“写作自动化”。这种愿景似乎描绘了一个高效、精简的未来。然而,这种速度与效率的追求,却让许多人感到不安。交通部内部员工对此尤为警惕,他们质疑,为何要将航空安全、天然气管道防爆以及有毒化学品运输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标准,交给一个以“犯错”著称的新生技术来撰写？学术界和研究人员也持谨慎态度,认为若AI仅作为受严密监督的“研究助理”尚可,但若机构将过多责任拱手让给AI,则可能导致关键法规出现严重缺陷,甚至触犯联邦法规须建立在“合理决策”基础上的要求。
更令人担忧的是,特朗普政府内部对于AI撰写法规的态度似乎是“不求完美,但求量大”。据报道,交通部总法律顾问曾直言不讳地表示：“我们不需要一个关于XYZ的完美规则,甚至不需要一个非常好的规则。我们只想要足够好的。我们正在‘淹没这个区域’。”这种“足够好”的策略,无疑揭示了其将AI视为“产出大量文本而非高质量法规”的工具。这种心态不仅可能引发法律和政策风险,更可能让联邦监管机构丧失其应有的严谨性与权威性。当AI被用来制造“文字沙拉”而非生成强有力的法规时,其结果可能是模糊不清的政策环境,而非高效透明的治理。这凸显了目前AI技术在生成高质量、无歧义的法律文本方面的局限性。
除了在法规撰写中使用AI,特朗普政府的AI战略更是一个全面性的“去监管”和“促创新”方案。其《美国AI行动计划》明确指出90多项联邦政策行动,旨在确保美国在AI领域的领导地位。这一策略与欧盟以及科罗拉多州等更侧重风险控制的AI监管方式形成鲜明对比。通过发布行政命令,例如《消除美国AI领导力障碍令》,特朗普政府不仅撤销了拜登政府的AI行政命令,更试图通过财政拨款施压,限制各州制定自己的AI监管法规。例如,威胁扣留210亿美元的宽带公平与接入部署(BEAD)资金,以迫使各州遵循统一的国家AI框架。其核心目标是打造一个鼓励AI产业自由创新的环境,并出口完整的AI技术栈,以巩固地缘政治领导力。
这种“两手抓”的策略——一方面在政府内部积极引入AI来提升效率,另一方面则在宏观层面为AI产业“松绑”去监管——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矛盾体。政府试图利用AI加速监管产出,同时又试图通过限制州级监管来加速AI创新。这表明,特朗普政府的AI策略核心在于速度与体量,而非精细化与风险规避。在追求AI领导地位的宏大叙事下,对于AI可能带来的内在缺陷和治理风险,似乎被置于次要地位。尤其是在关键的安全和公共服务领域,过度依赖尚不成熟的AI技术来制定规则,无异于一场豪赌。
未来已来，人工智能无疑将深刻改变我们的社会。特朗普政府在AI领域的激进尝试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挑战与机遇的画卷。如何在效率、创新与公共安全、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，将是全球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巨大考验。我们能否驾驭这股强大的技术洪流，让AI真正成为人类福祉的增益，而非潜在风险的放大器？这需要审慎的决策、严格的监督以及持续的公共讨论，而不仅仅是对速度和体量的盲目追求。这场“算法治国”的实验，无疑将成为未来AI治理史上的重要一页。